重审再次判赔4000万,李亚鹏究竟做错了什么?

王再升律师 阅读:57830 2021-03-25 21:01:29

3月16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判决:李亚鹏、李亚炜(李亚鹏哥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泰和公司支付4000万元和利息。

一、事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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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9日,雪山公司(李亚鹏作为主要股东)与泰和公司签订《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完成“雪山文苑”项目,泰和公司出资6000万元,相应获得雪山公司10%的股权。

《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次日,泰和公司与雪山公司、李亚鹏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泰和公司和李亚鹏各向雪山公司投资6000万元进行定向增资扩股。

雪山公司现有股东一致同意,将雪山公司的注册资金由5000万元增加到6000万元,并以溢价方式向泰和公司和李亚鹏进行定向股权转让;在雪山公司新增的1000万元注册资本中,由泰和公司认缴600万元,李亚鹏认缴400万元。

雪山公司将泰和公司认缴注册资金后的剩余投资款5400万元和李亚鹏认缴注册资金后的剩余投资款5600万元共计1.1亿元,视为雪山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补充协议签订后,泰和公司分三次向雪山公司转账,共计6000万元。

2012年7月20日,雪山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注册资本变更为6000万元,股东变更为李亚鹏、李亚炜、李一兵和泰和公司;其中泰和公司出资额为600万元,出资比例为10%。

雪山公司股权结构图(来源于“企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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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周期届满,泰和公司未能取得4000万元的固定收益,李亚鹏、李亚炜、中书公司作为雪山公司的股东,于2015年4月17日向泰和公司出具《承诺函》。

雪山公司及原股东(李亚鹏、李亚炜、李一兵)承诺,雪山公司原股东承诺于2015年7月支付4000万元的到期债权,若确有困难可于2015年7月25日前支付2000万元,余款于2015年12月25日前支付。李亚鹏及中书公司以其在雪山公司的全部股权为该债权提供股权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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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各方签订《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变更协议》(“变更协议”):甲方主体增加为雪山公司、中书公司、李亚鹏、李亚炜、李一兵;乙方泰和公司放弃“保留股份比例30%的股权投资权利”等条款;各方对固定权益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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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泰和公司向雪山公司原股东发送催款通知书;同年11月,泰和公司再次向李亚鹏、李亚炜和中书公司发送催款函;李亚鹏等未向泰和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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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底,泰和公司将李亚鹏、李亚炜及中书公司告上法庭,该案的审理前后长达六年,本案历经一审、二审、再审、重审一审,具体过程如下:

二、本案焦点

1、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性质及效力

协议性质

雪山公司基于其融资需求,用股权换来泰和公司的资金投入,双方在合作协议中约定了固定收益,只要开发周期届满,泰和公司就有权取得4000万元的固定权益收益。

该笔投资回款不涉及其他条件而仅有时间限制,合作协议第3.2.2条称之为“最低收益保障”。

除补充协议通过“投资6000万元”“剩余投资款”等表述明确此次合作的投资性质外,2012年7月20日的工商变更登记(泰和公司出资额为600万元)直接印证了泰和公司的6000万注资大多是投资款。

据此,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宜定性为投资保底合同。

协议效力

投资保底合同属无名合同,仍受合同法一般规定的约束。依照“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私法原则,只要不存在《合同法》(当时适用的法律)第52条的无效情形,协议即按照双方约定成立生效。

保底收益条款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笔者发现,明令禁止约定该条款的规定主要见于金融产品领域(如信托、资产管理产品、私募基金、金融性委托理财等)和联营,此两类活动较容易违背“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

具体到本案,合作协议没有过多约定公司的经营管理事宜,泰和公司虽通过定向增资成为雪山公司的股东,但其主要目的在于获得投资收益,不属于“联营”情形;加之本案不存在导致协议无效的其他事由,亦未在除斥期间内被当事人申请撤销,合作协议有效。

2、承诺函的性质及效力

承诺函性质

合作协议的主体为雪山公司与泰和公司,基于债的相对性只有雪山公司对泰和公司负有4000万的给付义务。但承诺函的出具扩大了债权人的请求对象。

承诺函载明:“雪山公司原股东承诺于2015年7月支付4000万元的到期债权,若确有困难可于2015年7月25日前支付2000万元,余款于2015年12月25日前支付。”所称的“原股东”指李亚鹏、李亚炜、李一兵三人。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理解,该表述可以视为债务人雪山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原股东),向债权人泰和公司表示愿意加入合作协议项下的债务。在开发期限届满的情形下,尚未拿到4000万固定收益的债权人泰和公司不大可能拒绝。

《民法典》第552条规定,“第三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债务。”

民法典生效以前,最高院民二庭在对《九民纪要》第91条的理解与适用中,引用了史尚宽教授在其著作《债法总论》中有关“债务加入”的定义:债务加入,学说亦称并存的债务承担,系指第三人加入到既存的债务关系中,与债务人就其债务对债权人负连带之责。

虽然彼时还没有债务加入的法律规定,但司法实践中法院已经更多地在其裁判说理中采纳这一学理制度。因为于第三人而言,其自愿加入债务的行为并未侵犯到他人权益,相反能使债权人更大限度地受偿;尤其是在金钱债务中,几乎不存在需要特定主体履行的情形,因此由第三人和债务人共同清偿并无不妥。

但该行为仍是突破了债的相对性,可能会“强人所难”而损害了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人合性,不尊重债权人的意思自治,故以“债权人同意”作为债务加入的前提更为适宜。

具体到本案,李亚鹏等人的承诺内容涉及到4000万元的给付主体、给付时间等具体的清偿事宜,也得到了泰和公司的认可,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双方对合作协议项下债务清偿的一种合意。

从朝阳法院的重审裁判说理及判决依据(《合同法》第60条)可以看出,法院同样将李亚鹏等人出具承诺函的行为视为与泰和公司的一个约定。

至于是否存在担保,因承诺函中仅以“李亚鹏及中书公司以其在雪山公司的全部股权为该债权提供股权担保,若担保股权已为雪山公司作出股权质押担保,则其股权权益为泰和友联公司提供再次担保”的表述一笔带过,据此揣测当事人意在设立股权质押担保。

根据《物权法》第226条第1款(当时适用的法律),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因本案中未办理相关出质登记,质权自始未设立,故不存在担保情形。对于承诺函仍仅适合认定为一种债务加入的合意。

承诺函效力

由于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李亚鹏出具承诺函时遭到胁迫,在其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况下,承诺函有效,其理应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笔者找到高度相似的类案,法院同样依照《合同法》第60条作出给付判决。

基本事实

原告和某传媒公司签订新媒体投资协议,约定了最低收益保障。三年投资期限届满后传媒公司没有按约履行合同。期间原、被告协商一致,解除投资协议,由被告(传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股东)作为债务承担人返还原告剩余的投资款,并出具欠条一份。

法院观点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自愿对原告的投资款承担偿还责任,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按约履行。现被告未能在约定期限内向原告偿还上述款项,显属违约,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偿还投资款并支付逾期还款的利息损失。

参考判例中,原告没有免除传媒公司债务的情形之下,被告主动作为债务承担人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债务加入”,并不因为双方用“欠条”形式明确了被告需要返还原告的投资款数额而转变为借贷关系。

3、变更协议的性质及效力

协议性质

承上所言,承诺函的出具扩大了债权人的请求对象,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改变了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内容,各方索性直接通过签署变更协议明确合作协议项下各方的权利义务。

变更协议对应承诺函的内容,甲方主体增加为雪山公司、中书公司、李亚鹏、李亚炜、李一兵;双方就合作协议第3.2.2条款中的固定权益收益达成共识;同时双方合意解除“违约责任”等部分条款。

从上述变更协议的核心内容可知,保底收益条款予以保留,意即变更协议并不会改变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性质,协议本质上仍是投资保底合同。

协议效力

前述内容已对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效力予以分析,在协议性质不变的前提下未出现其他导致协议无效的情形,故而变更协议与前述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一脉相承,同为有效。

三、一声叹息

出道和走红对于李亚鹏来说,兴许是偶然:高考后陪女友去面试,自己却误打误撞被导演看上了;大学期间在乌鲁木齐策划了一场演唱会,光是门票就卖了14万。

毕业之后,他更是出现在一部部家喻户晓的影视作品中,从《北京深秋的故事》到《将爱情进行到底》再到《笑傲江湖》,李亚鹏逐渐成长为国民男神;身边的女友也是瞿颖、周迅、王菲这样的女神级人物。

或许他很有天赋也十分适合演员这个职业,但于他而言人生的意义在于商海浮沉,而非台前幕后;李亚鹏曾在节目中给自己打分:演员60分,商业90分。

诚然每个人都有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权利,只是鹏哥在风景如画的丽江构建他的“乌托邦社区”时,本不必走到今时今日这个局面,却因一封承诺函把自己牵扯进去,一失足成千古恨,未免让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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